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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大将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随后主持修筑了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抵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这段历史因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名句，而被世人熟知。
但令人唏嘘的是，蒙恬这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临终前，却将自己修筑长城时的“绝地脉”视为自己获罪于天、不得善终的根源。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秦长城？
（一）蒙氏秦将，威震匈奴
蒙恬出身于显赫的将门世家，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史记》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作为将门之后的蒙恬，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率兵大败齐军，由此晋升为秦国高级行政官——内史，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重用。
秦统一六国后，北部边患问题一时间成为秦王朝棘手的难题。秦始皇先是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击退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一带黄河以南地区），随后蒙恬以山川形势为屏障，主持修筑了万里长城，有效遏制了匈奴南下进攻的锋芒。蒙恬驻守上郡（今陕北榆林、延安及甘肃庆阳部分地区）十多年，威振匈奴。
作为秦朝北疆的守护者，蒙恬与其弟蒙毅深得始皇信任，“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史记》）。
然而，“沙丘之变”彻底改写了蒙恬的命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巡游途中病逝沙丘，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秘不发丧，篡改遗诏拥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同时捏造罪名定公子扶苏和蒙恬死罪。公子扶苏自杀后，蒙恬因疑请求申诉，暂被囚于阳周（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境内）。
▲“二世篡诏”雕塑。（图片来源：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原本打算赦免蒙恬，但对蒙毅心存旧恨的赵高借机诬陷蒙毅曾阻挠胡亥继位，终致蒙氏兄弟二人相继遇害。史载，蒙恬临死前喟然叹息，把自己获罪的根源归结到了修筑长城：“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这一自我审判是否发自肺腑？后人已不可知。但秦长城修筑的动力与功过，绝非蒙恬一人之责。巍峨城墙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考量。
（二）综合考量，屏障北方
秦朝修筑长城，是出于彼时边疆所面临的形势以及统一国家的现实需求，这其中包含战术选择、社会形态、政治结构等多种考量。
秦朝统一六国后，北方匈奴、东胡等游牧部族经常南下劫掠，威胁中原安全。这些游牧骑兵擅长“骑射”战术——攻击范围大、行军机动，善奇袭、突袭、长距离奔袭。这也决定了他们不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是他们的作战特点。
长城作为一项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不仅能够有效阻挡骑兵的快速进攻，更能通过建立前沿防线，缓解中原军队千里御敌所带来的粮饷、物资供应问题，为秦军争取防御和反击时间。
▲内蒙古固阳秦长城天盛成段局部。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
从政治层面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亟需加强中央集权，长城的修筑既是对新建立大秦边疆的有力巩固，也是向周边部族展示秦朝强大国力的重要举措，不仅有效震慑了潜在的入侵者，也为中原地区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蒙恬在主持修筑长城过程中“因地形，用制险塞”，充分利用山川地势构建起绵延万里的战略防线。
这项工程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把秦、赵、燕等国原有的北边防护城墙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形成统一的防御体系，从而大幅提高整体防御效能。
▲战国时期长城分布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秦朝在新收复的“河南地”设置了44个县，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九原郡，陆续迁徙一批民众前往长城沿线地区进行屯垦，发展经济，充实边防力量。蒙恬还主持修筑了从都城咸阳到九原的“秦直道”，这不仅方便朝廷调动军队，运送粮草、军械等物资，也有效增强了长城地带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秦时期设立的九原郡等北方诸郡。（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蒙恬主持构建的长城防御体系，既有效抵御了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又因驻军戍边、移民屯垦和交通开发，客观上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
（三）绝漠有功，绵延千年
蒙恬临终前曾自言道：如今自己手握三十万重兵，足够发动叛乱。之所以宁愿被囚而不反叛，是为了坚守节义，不敢辱没祖宗的教诲，不敢忘掉秦始皇的恩宠。
蒙恬对于“忠信”观念的身体力行深深感动后人，曹操就曾自述每每读到蒙恬临终之言，“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主要从政治局势、军事防御、财政理念等层面展开，并伴随长城修筑的始终。
司马迁认为蒙恬的含冤而死与修筑长城劳役民力、耗费大量财力有关，这一观点体现了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及儒家士大夫主张的“在德不在险”思想。
▲湖北孝感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其中的《秦律》显示，秦朝对徭役的管理极为严苛。（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司马迁的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长城修筑所征发的赋役极易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威胁王朝统治的根基，秦末张耳、武臣等人就曾以“长城之役”动员地方豪杰共同反秦。汉朝将领严尤更是认为“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长城还是起到了守护边境、维持秩序的作用。如汉朝郎中侯应认为，正是“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才换来边境的和平。
针对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侯应指出“古者安不忘危”，不能只为节省一时的徭役军费，就放弃历年修葺增补之功；倘若“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再重新派遣民众去修复毁坏的障塞、消失的亭隧，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金山岭长城，是明代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社发（周万平 摄）
“绝漠功虽大，长城怨亦深。”南宋诗人刘克庄如是评价中国历史上这一具有争议的重大工程。当然，秦长城的功过需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辩证看待，从历史长远角度看，这一开创性工程的影响远超秦代。
尽管王朝更迭，长城作为军事屏障的实用功能逐步弱化，但长城的象征意义从未消失，反而在不断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中得到强化。
与此同时，长城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缓冲带，其附属设施客观上也为长城内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秩序，是不同民族碰撞交融的文化前沿，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和包容性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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